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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阴谋论、中国模式:巴黎中外青年的疫中争论

WEITING CHAO
2月,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特罗卡迪罗广场。
2月,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特罗卡迪罗广场。 Gonzalo Fuentes/Reuters
刚进入3月的巴黎,冷冽寒冬尚未离去,在右岸华人区美丽城(Belleville)的新中国餐馆内,一出由法国电台TF1出资的电视剧正在拍摄。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星火燎原般地蔓延开来。现场华人演员在无聊等待拍戏的同时,开始闲话家常,不免俗地谈到了步步向欧洲逼近的疫情。
“法国人反应很慢,地铁上人都不戴口罩的,有可能跟意大利一样患者激增,”来自中国的女生Yichun忧虑着。
另一名叫Jiaxi的中国男生突然提起:“现在世界各地——意大利、法国、美国、澳大利亚都有疫情了,证明这病毒并非起源中国,听说意大利的病毒才是原生种,中国病毒已是第五代病毒了。”他又说,“有些阴谋论说是美国发明的军事武器,从夏威夷带到中国的”,“还是台湾媒体报道的!”
坐在他身旁的我纳闷着。根据疫情暴发早期的报道,大部分中国与国际专家认为,病毒疑似起源于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由于我当下觉得病毒的起源是个科学问题,并没将此言论放在心上,只冀望这场灾难可以尽早得到控制。想不到之后欧洲疫情不断扩大,这场从亚洲延烧到世界各地的危机,同时也触发了一场关于病毒起源、各国治理模式、资讯透明度、人权与言论自由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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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个多礼拜后,我在新闻中看到中国外交官赵立坚在Twitter上用中英文质疑“中国病毒起源论”,怀疑新冠病毒可能来自美国,要求美方政府公开资料,这让我想起了当时拍戏时的对话。于是,我询问了身边的中国朋友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没人支持病毒是美国输入的论点,但他们认为,目前不能断定病毒就是从中国来的。
“病毒来源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证据,”来自江苏、在法国求学、工作超过五年的朋友Claire跟我说。
“我不知道起源,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能说中国是第一个有纪录暴发的,”曾在武汉求学的中国博士生Yiru Zhang表示。
“我好多法国跟意大利同事也调侃说这是美国人的阴谋,”在巴黎从事时尚业的Fiona笑着说。
好几个朋友对把这个病毒和武汉、中国划上等号感到气愤,觉得特朗普政府不应该提“中国病毒”,台湾多家媒体也不应持续用“武汉肺炎”这个称号。虽然他们不是爱国主义者,却都认为,中国人(特别是武汉人)在抗疫上做出很多牺牲,也祭出了很多有效控制疫情的措施,值得西方各国效法。
从这场疫情的全球化发展,能看出各国民众与领导人在防疫之外关心的议题差异,无形中也深化了人们对于相互防疫模式的不信任,并突显了海外华人的心情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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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中国人很在意这病毒会被污名化,害怕这会影响华人的地位;他们讲求快速、整体的防疫策略,愿意为了防疫牺牲掉一些个人的隐私与自由,更希冀西方各国肯定中国的抗疫成果。
对法国人来讲,就算需要升高防疫规模,通讯隐私、资讯透明度、可信的新闻报道仍是他们信任政府的关键,而人权与自由更是不可动摇的中心基础,如同一句法语谚语所说:“宁愿完整地死去,也不要迁就地活着”(Plutôt mourir libre que vivire à moitié)。
各国政府似乎都还在摸索最有效控制疫情的方式,不过鉴于当地习惯、传统和民众接受度不同,它们所采取的措施也有所差异。中国或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模式是否可以套用在欧美地区仍是个问号,但这场论战无疑地才刚在西方各国揭开序幕。
2月,巴黎的游客。
2月,巴黎的游客。 Jerome Gilles/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风云变色的欧洲
严峻的欧洲疫情急促又激烈地降临。虽然从1月底武汉疫情暴发以来,法国每天新闻都有播报新冠肺炎,不过那仿佛都是地球另一端遥远的东方传说。
2月,当媒体追踪如何将滞留武汉的法国侨民和其他欧洲人包机接回南法度假村隔离,以及欧洲零星出现几个确诊时,高卢人们还悠闲地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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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急转直下,才几个礼拜,法国紧随着意大利的步伐,疫情快速进入第三级最高警戒,学校、餐厅、酒吧、公共场所都强制关闭。马克龙总统更宣布“全国隔离”政策,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的管制手段——严格管制出入、减少人员流动、非必要行为不得离开家门、出户必须写申请令,以及让大部分经济活动停摆。
随着疫情的恶化与严厉限制措施的实施,巴黎街上许多不分种族的民众纷纷戴起口罩,当地华人与法国人交流的气氛也有所改变。
台湾因为政府和民众迅速且即时的反应,加上有对抗SARS经验,此次疫情控制良好,受到法国各媒体报道、推崇,早先被法国人嘲笑穷紧张的台湾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戴起口罩,向法国友人推广台式防疫手段。
“之前因为社会压力就算想也不敢戴口罩,在马克龙总统宣布全国封城的那一刻起,我开始上街就戴口罩,”来自台湾台中、在巴黎读法学博士的甘先生表示。
在中国,随着境内疫情受到控制,大多新增案例是境外移入,政府跟人民突然自信了许多。不光是中国政府大力向欧洲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当地华人也不断向法国民众转发资讯。我也陆续收到中国友人分享的中法文防疫指南、中国抗疫经验的视频和中国教育部给海外留学生做的防控资料等。
先前提到的来自江苏的朋友Claire在武汉疫情暴发时,便着急地和友人、同事募款购买口罩等物资寄回中国灾区。她察觉到,虽然当初中国媒体与海外华人对中国政府处理方法和反应效率上有些批评,但之后海外疫情延烧,欧洲政府散漫的态度更让她感到忧心。
“我身边很多海外华人都觉得欧洲太轻视这个新病毒了,我1月底都一直跟我同事讲要戴口罩、勤洗手防疫,没人把我当回事,现在才知道这个病毒的可怕,”Claire补充道。
3月,巴黎的协和广场。
3月,巴黎的协和广场。 Dmitry Kostyukov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模式”套用在法国?
在华人忧虑欧洲政府的管制措施太松散之际,部分欧洲人似乎开始向往中国的防疫模式。法国宣布封城当天深夜,我接到在都柏林教钢琴的爱尔兰朋友Delphine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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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爱尔兰连日出现食物日用品抢购潮,天生容易紧张的她告诉我:“现在情况好像很严重,我很害怕!新闻说北京政府好像把疫情控制得很好,为什么欧洲各国不能够采取跟中国一样的措施呢?”
出于好奇,我询问了法国友人是否认为欧洲各国可以借镜中国或是台湾的管制模式。对此,一向讲求“人权与自由”的法国人有着迥异的看法。
“即使现在全球政府都积极地做出类似的防疫措施,中国模式并不能完全套用在法国上,像是控制媒体,或是超过公民可以接受范围的管制,”一位在法国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Benjamin表示。
“亚洲的管制对法国人和法国法律来说太具侵略性了,”一个来自里尔(Lille)、大学读法律的朋友Amandine解释。“在台湾,政府规定居家隔离者手机GPS必须保持畅通,进行追踪,以便当疑似感染者测试结果是阳性时,迅速知道跟谁接触交叉过。但法国国家通讯自由委员会和人权维护者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措施。”
“或许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但中国当局应该一开始更加重视警告这个问题,”一个长居法国的加拿大女生Alexandra表示。“当在武汉的医生提出警告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应该马上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我觉得韩国政府在疫情控制上,做得比中国好。”
“我觉得中国人在控制疫情上是很有效率的,但是他们未来应该加强卫生管理,禁止市场销售活体野生动物。SARS、新冠病毒都是从那边来的,”住在巴黎郊区的法国朋友Maxime表示:“我们因为有散漫的意大利捅出了娄子,不然我不觉得会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
一些法国人也表露出对于中国公开资讯的不信任。回南法老家避难的博士生Elie表示,不确定中国模式是否成功,因为中共控制了可以传递资讯。住在诺曼第的平面设计师Camille同样怀疑中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并认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在法国民众间不断升高。
3月,巴黎政治学院香槟分校的校园。
3月,巴黎政治学院香槟分校的校园。 Weiting Chao
武汉学子的意见转折
为了更了解中国疫情状况,我进一步询问了曾在武汉求学的博士生Yiru Zhang。他向我解释,中国疫情目前有平缓的趋势,早先由于它是新病毒最先暴发的国家,应变比较慢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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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病患才让政府意识这个病毒可能比SARS传染性更强,”他说道。
“你怎么看一开始的吹哨者李文亮医生的事件?”我很好奇。
他说:“我觉得这件事情被打压不应该,但是并不影响疫情,就算吹哨了,疫情还是会蔓延得很快的,欧美国家也很早就知道疫情,还是很惨。”
“从武汉疫情暴发开始到欧洲整体沦陷,中国留学生在意见与批评上有所变化吗?”我持续追问。
“一定有的,就我个人而言,一开始对于湖北当地一些形式官僚主义和官员的不作为深恶痛绝,非常气愤,从报道中得知各地封城之后,也觉得太官僚,不懂变通。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全世界都存在官僚主义的问题,”他说道。
“国内疫情受到控制,而欧美沦陷后,对比发现国内很多做的决策是对的,”他特别强调。“武汉封城的决策实在太厉害了,正确又果断。”

Weiting Chao (赵伟婷),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博士生,主修国际政治经济学,专长为环境治理与碳金融,定期针对各类社会议题在各华文媒体发表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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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人来讲,就算需要升高防疫规模,通讯隐私、资讯透明度、可信的新闻报道仍是他们信任政府的关键,而人权与自由更是不可动摇的中心基础,如同一句法语谚语所说:“宁愿完整地死去,也不要迁就地活着
2020/03/26 04:18
“在台湾,政府规定居家隔离者手机GPS必须保持畅通,进行追踪,以便当疑似感染者测试结果是阳性时,迅速知道跟谁接触交叉过。但法国国家通讯自由委员会和人权维护者一定不会同意这样的措施。”
2020/03/26 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