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ebsite uses cookies. By using this site, you agree to our use of cookies as described in the Privacy Policy.
I Agree

亚洲在仰光

亚洲在仰光

曉宇 2021-02-02 21:51:05

亚洲在仰光

吴宓都(U Myat Thu)对下午来访的中国人不竟有些好奇。他保持每天尽量来学校一次,好像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穿过阿奴律陀大道,在槟郎和香烟的小摊前拐入五十一街。树荫遮去主路炙热的喧闹,居民楼前的吊线密集地垂落到触手可及的高度。住家从窗户吊线取物,省去买报纸和日用品的上下楼。如此的习俗竟多年未变,只是现在便利了广告小贩。五彩缤纷的广告传单夹在线端,如同风铃摇动的响声,掺在混着汗味和灰尘的湿热空气里,和楼房走道的阴凉霉味迎面而来。这一刻,吴宓都感到无比地熟悉,仿佛他从来没有受到伦敦湿冷的折磨,仿佛他从来没有待过监狱,仿佛他一直以来都是自由的。

藏身于居民楼的学校是他和几位政治犯在六年前创办的。那一年,吴宓都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刑期。他仍然记得在那场反政府的抗议之中,僧者走出寺庙,加入游行队伍前列时人群的沸腾。这场得名“袈裟革命”的运动后,他再次入狱,但比头一回好过。与大多数异见人士一样,吴宓都被押往以非人道条件臭名昭著的永盛监狱,the Lady (昂山素季)也曾被短暂关押于此。她那时的气色比现在看起来自信,无所畏惧。犯人们默契地相互照应,长年累月中发展出一套传递信息和救济粮的成熟体系。吴宓都在监狱里彻底疏离了大学时的工程学位,变成向犯人传授政治学常识的公共讲师。他给大家上课,把不同个体的遭遇置于宏大的政治历史的叙事。吴宓都认为这和社会运动同等重要:不少异见人士在反抗之外,对基础的政治理念知之甚少。他在转型之前察觉到了转型之后的公民教育问题,这成了出狱后创办学校的初衷:给普通人一所政治教育的大学。仰光政治学院(Yango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有两层楼的“校舍”,楼下办公,楼上授课。他们在这里招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政客。现在主持每周研讨课的是越南裔的美国留学生,在康奈尔大学做缅甸政治的博士研究。对邻国正在发生而没有在本国的转型,她抱有好奇。

或许那两个中国人也一样。但缅甸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呢?我们太特殊了,夹在中印两国之间,一百三十五的民族,五十四年的军政府统治,涉世未深的平民政府,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势不两立。所有人都说我们转型了,但好像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不过,吴宓都对中国人的上门造访心怀庆幸,至少把自己从冗长的会议中解放出来:学校平日也作政治团体会面的地方,今天他们正在商讨国会中的修订的法案。可这样的讨论到头来也没什么意义,还是the Lady来决定,而她还要依着军方意思,他们保有最终的否定权。过去漫长明晰的对抗转化到了琐碎透不过气的日常程序,那一股子激情和热忱磨损殆尽。

我们这一代人的遗产是什么呢?也许是单身。政治犯长年牢狱之灾的直接后果是错过了结婚的年纪。因为这个,前政治犯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这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人际纽带。在过去的缅甸,政治犯不难找,每个人多少认识一两个,可大家不愿承认。现如今,好像每个人都曾是政治犯,这成了光荣的历史疤痕。今天是有疤痕的人聚会的日子。躺在二楼沙发上的苏敏南(Soe Min Naing)从家乡赶来。他算是我们中幸运的一位了,第二次出狱后,经泰国去挪威做了政治难民,但也未解决单身问题。他受不了北欧的寒冷,回到缅甸,但和多数以前的活动家一样,并没有被吸纳进转型的政治集体中。他们的边缘身份没有变化,过去和现在都是远离权力中心。幸运的是,苏敏南尚未失去他身上那股幽默和亲切的气息,他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说起未来的计划,苏嬉笑地说,坚守着绝望 (“Stay Hopeless”)。

对转型的失望像传染病在缅甸绵延,大家积累了世代的期待没能如愿实现,改革的速度赶不上希望的尺度,希望成了治理的坟场。组织“袈裟革命”的“8888 Generation”(取自1988年的民主抗议运动)成员考虑成立新的政党,以迫切的方式推进社会“应有的变化”。民主运动的联盟谈不上分裂,但已经出现了不同的纲领和分支。吴宓都信奉罗尔斯的立场,都因不够激进被当作是缅甸的“右派”。在学校这周的研讨课上,大家热烈辩论的同样是政治参与的问题。2016年缅甸举行合法公开的选举,全国民主联盟执政,在一片欢呼声中,公众却少有关注发生在基层的选举活动。大家认为,那些基层的“荣誉职位”没什么权力,即使它们才牵扯到日常生活和地方法规。在选择的自由增加之后,个体反而限制了自己的选择。每一项选择附加的成本,都会超出那些不是政治狂热者的意愿和精力。新时代的利益结构渐渐形成,民主成为时兴的说辞和口号。吴宓都要集中精神,才能停下这种失望在心中的扩散。过去是力气被人夺去了,现在有了力气的自由,却不知道往哪里去使。

“如果昂山素季死了怎么办?”

唐突的问题把他拉回到对面的中国人。他们看上去好年轻,难怪会这样问。The Lady是凡人,当然有离开的那一天,我们想过,但谁都没有切实的准备。在任何的时代和政体下,有一位强人总是令人担忧:我们害怕他(她)被取代,或是不被取代。午后的闷热退去,黄昏将至的时候,吴宓都起身将来访的客人送出门外。他们在门口穿上鞋子,以中文聊天走下楼梯。五十一街此刻显得出奇的安静。年轻的僧人在围栏里擦洗着身体,暮光斜照在他们黝黑的皮肤上,像打磨的铜器般光滑反光。成群的尼姑从小皮卡的后厢跳下车,一手端钵,一手挽着彼此,说笑着走过马路。

如果在另一个时代,那晨间穿梭在街区的喇叭,会传来军政府的宣传,而非是寺庙僧人的化缘。黄昏里的仰光挣脱开它历史的不安,很难想象这里的街头,军警追打着抗议的人群,溅在地上的鲜血和红艳的槟榔汁混作一团。很难想象,笑容可掬的僧人中会有“969运动”(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群体)的支持者,他们包围清真寺和阿拉伯语学校,恐吓孩子和祈祷者。很难想象,阿欣威拉杜(又名“缅甸本拉登”)鼓吹种族清洗的言论仍在继续,the Lady的法律顾问吴哥尼(同为穆斯林权利运动领袖)在人来人往的仰光机场当众被枪杀。他怀中的孙子幸存下来,另一颗子弹穿过前去追踪凶手的出租车司机。这些说不尽的暴力和悲凉,在沉浸在日落金黄的仰光市,消融到差点就要遗忘的程度。

一片和煦的景象让吴宓都分了神,他希望街区里的革命战友们过得还好。公民社会组织成了他们的延续战线的方式,分布在这里的几条街道。有人去做女权,有人去做新闻自由,大家因各自的兴趣分道扬鞭。吴温丁基金会那人的英语不知道有没有进步。吴温丁恐怕是当代缅甸最著名的政治犯了,他协助the Lady成立民盟,作为党内的“军师”。和the Lady不同,他的刑期和待遇可没因为个人身份有所温和。吴温丁活活在监狱里待了十九年,挨饿,殴打,被关狗笼,受尽了折磨。真是佩服这个坚硬的老头,居然撑到出狱,又活了六年,到八十四个年头才去世。真主还有偏袒正义的时候。

以吴温丁名义成立的基金会一直在帮助政治犯们和他们子女的生活。办公室在对面街区的二楼,值班人从沙发上慵懒地起身,他总是穿着旧兮兮的隆基(缅甸男式筒裙),头发也乱糟糟的。同他握手的时候手指像是搭空了,像里面塌进去一节。你察觉到他被截去的小指。层叠的旧书纸张堆满房间的角角落落,待客的沙发和书桌空得突兀。墙上挂着四个日历,分别纪念着不同的年月 。印着the Lady的日历停在了2012年的春天。那年三月,她发表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演讲,四月,在竞选中正式成为国会议员。吴宓都还记得,那时候空气里弥漫的,宣告一切都要改变的味道,恍如昨日。但到了最后,还是不能在缅怀中度日,我们还是要向前看,不是吗。

“可惜你们错过了日落。”

Andi穿着浅色的短袖,面前一杯冒泡的啤酒,身后俯瞰即将到来的夜景。泛太平洋酒店是仰光崭新的地标,接邻的商场和世界上大都市生长出的购物中心无异。一尘不染,光鲜亮丽,圣诞节摆设供人合影。大门前是Grab(东南亚打车软件)的宣传台。Andi听说这里空中庭院的酒吧是看日落的最佳去处。他刚到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德国援外机构)仰光办公室,开始适应热带风格的圣诞时节和公共机关的行事方式。

“前不久我们到内比都去和央行谈合作,各个国际机构排着队。每方都要抢着和政府合作,似乎手上有花不掉的预算。政府官员的处理游刃有余,按他们的意愿,把机构的擅长放在期望的位置上。”

Andi抿了一口酒,晚风渐渐带走了积压的暑气,让人放松下来。“可我不知道这个国家真的需要我们帮什么呢。”他抬手指向市中心,“你们来的前几天这里有一场火灾,你知道第一时间到现场的是什么吗?不是消防车,不是警察,而是一架无人机。或许,发展中国家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

酒店在夜色中散发阵阵光鲜,地毯厚得出奇,仿造出踩在云端的飘然。等踏入出租车的那刻,双脚才感觉重新落了地。

泰国餐厅,两位导演已经等候多时。红绿霓虹的就餐风格和印象中的东南亚更为接近。泰迪(Thaid Dhi)和杜生(Thu Thu Shein)结婚后,两人在食指上分别纹上一枚戒指,黑色的纽带与众不同。当他们背井离乡,踏上捷克国土的时候,无比幸运地感到至少还有对方。很快,他们察觉到了另一件幸事。中东欧的越南移民播散广泛,街角的杂货店缓解了对家乡菜的想念。捷克电影学院(FAMU,欧洲的传统电影高校,米拉昆德拉的母校)定期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电影人才到此进修,这几年项目才停止。在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泰迪和杜生不再受缅甸审查制度的约束,他们所看和所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是段自由和孤单的年月。他们没想着留下,完成项目后像逃离瘟疫一般,逃离了寒冷的布拉格。创造未来的自由比享用孤独的自由更令人着迷。

他们撇开体制,在商业片方兴未艾的缅甸,在政治过渡时期,成立了首个独立电影节—“Wathann Film Festival”(Wathann意思是雨季,电影节在每年的九月,正是雨季结束的时候。漫长的雨季里出不了门,电影人多在家中剪片子)。电影节把不能在院线上映的作品推向公众。他们为艺术的立场自豪,含着讽刺的口吻谈起缅甸的同仁—“人权人类尊严国际电影节”:过度政治化的倾向,讨好国际社会的面孔,起的名字好比是“Give me the money festival”。泰迪和杜生拒绝向电影节刻意加入“女权”,“公民社会”或“民主转型”的专题,拒绝了不少国际团体的资助。

“这一波潮流很快就会过去的。现在是缅甸转型,之后呢?可能又换了一个话题,换了一个国家。五年之后,这些热忱可能就都没了。”他们对国际社会的冷静地嘲讽,没有打算趁着风口占便宜,从溢出的情怀中分杯羹。即便如此,电影节的获奖作品仍然是缅甸的禁片。

“你相信吗,我们没了出版的审查,电影的审查却没有改变。现在还不能出现接吻的镜头……你说The Lady那部电影吗(吕克贝松导演,杨紫琼主演的昂三素季传记片),里面的旗子和缅语都弄错了。完全是满足外国视角的片子。”

泰迪说起话来,微低着头,讲到自己兴奋的地方,不由地开起玩笑,抬起头交换眼神。杜生的语气认真得多,她侧过身子,手比划起来,像是把结实的刀有条不紊地切下,安稳地落在砧板上。两人说起话来,间歇时望着对方,然后露出默契的微笑,心里又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什么。

“你们如果对缅甸现在的电影感兴趣,应该去认识一下我们现在支援的那个导演。他在拍一部关于父亲的纪录片。他父亲原是军队的高官,民主运动的时候倒向民众,后来被判了几年,如今又当上了国会议员。不过纪录片是关于军旅生涯的。他那时候和游击队交火的时候曾经误杀过一位母亲,把她怀中的婴儿救了下来。纪录片是儿子和父亲一起重回当年的战地,寻找那位女婴的故事。随着调查的深入,其它目击者的回忆,这场父亲口中一直所说的‘意外’比想象更复杂……纪录片的名字吗?叫做《那不是意外》。你们明天见这位导演吧,他就蹭住在工作室。今晚他去陪女友看电影了。”

宋末昂(Soe Moe Aung)留着莫西干的发型,穿着红短裤在阳台上招手。他谈起话来轻松得多,茶几下面垫着一幅镰刀斧头旗,是从老挝弄回来的人民革命党旗。他递过来参加的电影节上的宣传,打开些快要剪完的片段。他的父亲戴着一顶棉帽,在前往北方的路上。父子俩在房间商量交通工具,导演说,为了安全还是汽车吧。不,汽车走不了那些路。父亲坚持的摩托成为了最终的选择。父亲身着衬衣在竞选的样子像是换了一个人,阔谈当年自己的选择,the Lady也出现在镜头前。没有变的是父亲似乎永远不会妥协的眼神。望着北方的路,望着选民,望着自己的孩子,没有改变那股子坚决。“

那时候他和克钦的独立武装交战,晚上打伏击,开枪后冲进屋子,游击队的人跑了,只剩下一个中枪的妇女,坐在血泊中,还有口气。她怀里的孩子大哭着,没有受伤。他们不敢久留,塞给那女人药后,迅速撤离了。父亲良心不安,晚上辗转反侧,第二天叫上弟兄们冒险回去。那女人坐在原处一动没动,咽了气。怀里的婴儿哭得全身发紫。他们立马给女婴喂了些随身带的炼乳,送去了临近的医院。父亲从我小时候经常讲起这个意外……为什么取名‘不是意外’?那是因为在那段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不是个人的意外遭遇。”

改变全家命运的并不来自于父亲的那场伏击。1988年,已是指挥高官的父亲回家时,被母亲叫到一边。她当时在医院做护士,掷地有声地对父亲说,你们的军队在杀平民。这不可能。那你明天到医院里自己来看看吧。父亲随母亲去了医院,见到被抬进来的抗议者。医生护士去门口挂标语,劝说军队不要攻击医院,同样遭到了枪击。正在父亲在医院的时候,子弹穿过窗户,碎玻璃声伴随尖叫。从医院回来,父亲倒向了民主运动,被判作政治犯。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母亲被医院开除,只好给其他人家打短工,后来去新加坡当护士,才供养起我们一家人。所幸孩子们都还有出息,读书好,可能除了我之外。

我没完成在新加坡的学位,就出来打工了,东学一点,西学一点。那时候被找去越南的工厂打工,招工的人是个混账,收走了缅甸工人的证件,天天找他们出气。喝醉酒了过来拳脚相加,把人揪出来罚站整天,一动不能动。我也被这么对待过,现在想想,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要忍受。他现在不来缅甸了,要是来了,肯定有人想把他干掉。拍电影都是我自己学的,我回缅甸先去做了电台主持,后来跑去新德里的电影学院学的导演。印度要便宜些。回来缅甸,电影真让人失望。你们要去看电影吗,没必要看国产片,除非像我,是陪女友。哈哈。有一次,我太生气了,看完电影醉醺醺地在留言板上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评论,把导演通透地骂了一顿,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成了网红,估计再不好意思见那导演了。对了,你们要去电影节的话,可一定要去釜山,他们的啤酒免费。

认识阿东的第二天,我们管他叫“总统”,之前的称呼是“律师”。他同我说中文的一刻,我以为他是缅甸华人。阿东的个子不高,短发,脸部削长尖瘦,因为中文名的缘故,更像是闽南人。他斜挎着包,每说完话,嘻嘻地挤眉弄眼。见面讲的两三句话,虽然都是不正经地回答,我却被他身上说不起出来的神秘气息吸引,有迫不及待要继续了解下去的直觉。他无意间提起今天是他们克伦族的新年集会。

“能带我一起去吗?”我问。

阿东的眼神躲闪到一边,露出来酒窝说,“你是真的想来?”

我们出了大楼,穿过街巷夜市的水果摊、衣服摊、烧烤摊,到了天桥下的公交车站。下班往返郊区和市区通勤的人疲惫地站着等车。公交车是韩国的二手车,扶手旁首尔的公交路线图还没刮去。走道狭窄,挪不开脚,下车的人过来,要侧过身子倾到别人的座位,才能容得下两人的脚步。车内围着一圈绿色的荧光灯,把每人的神情罩在魔幻诡谲的光影里。

阿东转回英文,说他的中文是在澳门学的。大学毕业后,逃离了家人,贿赂政府机关拿到护照,再一路从边境贿赂过去到了泰国。从泰国飞澳门可以落地签,上飞机的时候又被泰国海关敲了一笔。澳门是举手投足皆为陌生的地方。他找到一份不怎么需要说话的洗盘子的活儿,开始起早贪黑的工作。艰辛磨去了其余的情绪,偶尔闲下来的时候,他在澳门大大小小的街头不停歇地走,像是要弥补在逼仄的空间里耗去的时间,直到他全身疲乏地熟悉了整个城市。中文招牌逐渐有了指代的意义,他的英文变好了,粤语比普通话流利。阿东成功地换了工作,在澳门的大酒店里做招待员,迎宾,管家,安保,他的同事里有越南人、大陆人、泰国人和他,唯一的缅甸人。八年过去了,他各门语言的转换越来越娴熟,不同的客人以他的中文名、缅文名、英文名称呼他。

阿东专门服务酒店的贵宾和熟客,他是“资深铃侍”,应对那些尊贵客人在住期间五花八门的要求。其中一位朝鲜的客人,英文熟练,会说中文,为人憨厚,白天多是在酒店,晚上的时候出门。每到过年,他递给身边人过度慷慨的红包。阿东过了一阵才知道,这位客人是金正男,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不久后,他再没有从马来西亚回来。同事们很伤心,失去了一位不麻烦的老主顾,还有那沉甸甸的每年定期而来的红包。

“在澳门做的这么好,为什么回来了?”

阿东向我点头,“是做的好,也到了可以长期留下的时候。可是缅甸居然大选了。我那时候正好拿了行业中的专业奖,是澳门第一个非中国人获奖。拿着奖金的钱买了机票回来。啊,我们到了。”

公车缓慢的移动让我一度觉得这是不会结束的路途了。“我们跟着前面这女孩走就行。你看她衣服和背包末端的细布条,这是我们克伦族的特色。”人群都朝着一个方向汇集,郊区的灯光暗淡多了,只有远处的目的地像是一簇篝火,染红了天空。

夜市的四列摊点分开大道,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中间的余地留给川流不息的人群。阿东转过头,他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冒出来的话。算命摊,舞蛇者,小贩们兜售帽子背包和鞋袜,小吃摊拎起各类的炸物,炒饭,掸族面条,两个小孩跑过来,围着我们打量了一圈,要走了手上的可乐。“那是我小时候去过的教堂。”我总算听清了阿东的话。“我叔的店就在前面,我们去打个招呼。”

我们脱离了主流人群,喘上口气。临街是砖木混合的房子,里面亮着灯,挂着售卖的衣服,女孩穿行在斑斓布料织成的林间,从外面看像是单独列出的展览。男人们坐在门口的藤椅上谈天调侃,里面年长的一位,秃了头,肚子圆鼓鼓,白色的挎篮背心松散地搭在身上。他正咧开嘴大笑,见到我们,从藤上站起来招呼。他伸过手来,英语的口音出奇地好,“Hello,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Sir.”他听此咧嘴笑得更开心,好像咯咯地鸽子下蛋,从嘴里扑通扑通地落下来。我脱了鞋,走进屋子,在自己身上比划衣服的女孩们有些害羞,转过脸去。阿东和叔叔在门口继续聊天。店内的服饰比夜市的精细,颜色热烈,角处的花纹挣脱了套路。

在这精细的色彩中,站立一位端庄优雅的老妇人,红白相间的裙子,她以温和而不可怀疑的姿态展示了在此的主权。她是阿东的婶婶,英文比叔叔更加标准。“是,我从前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她从容地说。我恳求她继续讲下去。“家里人是传教士,到泰国北部的教堂去布教。那里有克伦人,还有缅甸越境过去的克伦难民。他们需要通英语、缅语和泰语的翻译,找到了我。”我恳求她讲下去。“我为他们工作了二十多年,退休后开了这家服装店。往返两地,大多衣服是从泰国带回来的。”她始终没有挪动一步,右手搭在布料上,清晰从唇舌间吐出一字一句,皱纹均匀从额头的两边落下,从中间生长出来的白发扎在脑后。我点头和她道别,在门外穿上鞋。叔叔抬起右手,猛拍了一下脑门,对阿东说:“你是我跑去中国的侄子啊!我都没认出你来,现在反应过来了。”

我们回到夜市中,那是我走过的最长的夜市,心想是不会到尽头了。歌舞表演在大厅,从门口走进去的时候,经过一群孩子,这边在整理克伦族的纪念品,那边在敲打着碗作募捐和付账。我没有要买的意思,顺着人群往里走,敲碗的孩子未经询问,往我脸上戳了张克伦族红白蓝的旗子。

“我们中不少基督徒,独立后作为中立的力量(特别是介于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很多人在政府中任职。顿斯密斯(Smith Dun)将军,开国后的军事首领,那是我们克伦族人。但英国人和军政府都忽视我们,其它少数民族有他们的领地,我们却没有。斯密斯在一年后被撤职,投入监狱,政府开始堤防克伦人。将军劝说手下的克伦士兵不要造反,但还没能阻止克伦独立组织起来反抗。缅甸军队烧我们的房子,捕我们的族人,改我们的名字,就像他们现在对穆斯林那样。”军事行动之后,超过二十万克伦人背井离乡,十几万人居住在泰缅边境的难民营,他们不敢去学校医院,害怕被军队抓去。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了提心吊胆的恐惧。阿东依然是笑嘻嘻的,“今天是新年。明天早上我们要升起自己的旗帜。”

一阵阵的惊呼声从“大轮子”下方的人群里跃来。摩天轮不大,十来米高,有精瘦的男孩们爬上爬下,像猴子般穿行其间。我以为是这些不顾安全的冒险家们引来了看客。突然间有几下短促的哨声,底下的男孩敏捷地往顶端爬,等都到了上面,依次向右边倾斜和晃荡,“大轮子”这时候迅速转了起来。坐客们开始兴奋地尖叫,男孩们随着轮子转下来,在接近地面的时候急忙跳下来,拍拍手,掸掸身上的灰。等到轮子慢下来,三四个男孩抓紧时机冲上去,分别拽住一排座位,最前面男孩的双腿腾了空,双手吊在座位的栏杆,后面的男孩蹭地,双脚扎进沙地里,尽量把各自的座位稳在底端。轮子停住,坐客说笑着走下,每一排悬在空中的座位都需要男孩们齐心协力把它们依次摆下来。我意识到这是人力的摩天轮。

阿东认为我们要上去体验的想法不可理喻,反复地问,Really? 他最终还是半信半疑地上来作陪。座位像铁制的菜篮,中间一块踏板,两边扶手和靠背都是单薄的铁栏,没有安全带。你的手不由自由地牢牢抓住栏杆,和湿热的夜晚相比,它散发出来异样的冰凉。扶手处的栏杆被磨的光滑,座位则挂在一条锈迹斑斑的铁杆上,关联处没有保险机制,如果座椅摆幅超过九十度,就有掉下来的危险。等我观察过后,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的座椅到了半空,下面还有人陆续上座。

我们缓慢地到了高点,人坐满了,哨声再次响起,男孩们爬到了我们的旁边,有人在攀住转轮的边缘,有人吊在座位的下面,离我们最近的戴着红色的鸭舌帽,穿着深绿色的隆基,踏着脱鞋,座椅下的男孩双腿撑在轮中的铁栏上,用力往里一瞪,边上的男孩用力往下拽,摩天轮转起来了。我们下落的时候全凭重力,速度飞快,男孩跳了下去,天旋地转,轮子上的涂彩,夜市的灯光,鼎沸的人群,对面缅甸女孩的叫声,都卷进同一个漩涡。五圈之后,惯性消减,男孩们攀上来,稳住了轮子。我们在半空中,等着被一个个地放下来。

阿东在下面的人群中看到了谁,像是迅猛的针戳破了惊喜的水球,大声地呼喊起来,那几人抬起头,指着阿东,同样的水球炸裂。我们还没到底,阿东迫不及待地从座位上跳下,过去和他们打招呼。我听不懂,入迷地望着另一拨人上摩天轮。他们互留了电话,用力地握手告别。

“那是我表哥。天啊,我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他。他原来有自己的一艘船,在边境水域运货。有人栽赃他,在他船上藏了毒品。那时候陷害人常这样,和警察串通,收缴上来的毒品转销分赃。他船上有十几斤毒品,如果不判死刑,这辈子恐怕都要在监狱了。我当时读完法律,他的家人给我打电话。我给了尽可能的帮助,但没报什么希望。现在居然能看到他出来!真是奇迹。你看我的嫂子多开心。”

我们顺着谈到了阿东的法律学位,在学生运动之后,政府担心大学作为新的反抗据点,大力推行远程教育,借着广播和传真来上课,阿东的学位也是如此而来。在军政府时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律师,阿东在十几年之后重回到自己的专业,如今在大律师的名下作见习。

“你以后想做什么?”我问他。

阿东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嬉皮笑脸的元素顿时不见了。

“想做一些长期的改变。”

“我看,你是想回来选总统吧?”

阿东没有否认,只是又回到嬉笑的状态,冲我说,“不如在中国发展好。”

“但是缅甸才是亚洲在前线。你们有政治转型,经济开放,民族和宗教的冲突,国际人物和注意,积聚所有的问题和希望。亚洲在仰光。”

“不,亚洲在中国和印度。”

“可是缅甸,正好在两者之间。”

阿东明天要去法庭,我们约在后天去看缅甸电影。“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在夜市的尽头,阿东和道别时说。

两天后的阿东看上去决然不同。他的头发沾了发油整齐分野,白色的立领衬衫,胸口的口袋别着两支笔,下身是细格的深绿色隆基,有力地在中间打着结。阿东的导师是当年会见吴丹的学生代表。

吴丹是缅甸的外交家,年轻时单枪匹马走进克伦独立武装驻地,试图阻止内战,后来战争爆发,他的家毁于战火。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1961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任期,斡旋古巴导弹危机,中止刚果内战,调解中东战争,吴丹把亚洲面孔带入了国际事件的第一线。和吴丹关系紧密的民选政府被1962年的政变推翻,当权者奈温忌惮国际声望愈盛的吴丹。1974年,吴丹在纽约病逝,遗体回到缅甸的时候没有任何官方人员出面。在葬礼的那一天,仰光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触发“葬礼抗议”,军政府不得不出面镇压。

“我经常缠着导师让他讲讲这样的经历。他认识所有人。”阿东有一套周密的计划,来指导自己的职业和社交。他不正经的嬉笑里有了深谙世事的狡谲。从澳门回来到律所工作中间有一年的空隙,阿东骑着摩托车前往缅甸的各个角落,他手机地图上的定位似乎插满了整个国家。“我要去近距离的了解它,那是你读再多也取代不了的。我在克钦省的时候,摩托车滑倒在山上,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克钦独立武装的士兵在身边,是他们看到山谷的车灯救了我。幸好我是被他们发现,克钦人对我说,如果是当局的军队抓到你,你就麻烦了。”

“你想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国家的进程?”

我换了不同的方式问阿东。他意识到了。

“有一个民主的名字并不能改变我们。我们社会的转型中各种的矛盾和冲突,是要长期和祛除口号的探索才能解决。现在大家都不去想这些。我想,我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但更希望有一个观察政治的位置。”阿东收敛起了笑容,他的脸变得坚硬起来,眼睛直直地盯住你。

电影票按座位阶梯定价,我们看的电影是缅甸新兴的本土商业片,涵盖了鬼神、都市、三角恋这些恐怕能吸引最广泛观众的主题。电影片头,出现了整屏的缅甸国旗,大家陆续站起来,开始唱国歌。我坐着未动,阿东转过头来,一脸质问的表情似乎在说: what are you doing? 我只好站起来,等到结束和阿东笑着坐下。

果然,电影中没有任何超越拥抱的亲密动作。恐怖的镜头把我这个不可知论者吓陷到椅子里,阿东以基督信仰毫无畏惧地看完了。电影的结尾,女主角的鬼魂原谅了害死自己以抢占男友的闺蜜。“这是佛教国家的主旋律。”阿东走出电影院的时候评价道。我们在公交车站说了一些互勉的话,直到午夜,阿东拖着隆基,跳上了载人的小皮卡,他挥手告别,转过去和车上的人聊了起来。

在告别阿东的第二天,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出租车经过夜色下的仰光大金塔,比白天肃静壮观。

“你是哪来的?”

司机是和蔼的老大爷,花白的平寸,棕色的短袖。

“中国。”

“啊,我在船上的时候去过,大连,上海,香港,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船上?是呀,我原来在欧洲的航运公司工作。我给船员做大厨,你知道,我们有东南亚人、印度人、中国人、白人,今天咖喱,明天拉面,这样没有规矩地乱来。我年轻的时候在酒店,后来到了船上工作…为什么换工作吗?年轻的时候想去周游世界。原来的酒店是Strand Hotel。你们知道呀,对,那是英治时期开始最好的酒店。五十年代周恩来,刘少奇访问缅甸的时候就是在那,后来好像又去了湖边。那时候我们要招待他们吃饭,不知道中国人喜欢什么。我们现学现做了叉烧包和炒饭,每天换着菜式送去,结果他们很满意。回国之后,我们收到礼物,那是新中国的工厂做的衬衣。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出海的之前。和你们一说,这些故事又回来了。我退休了,工作却不能停。买了这辆二手车,在日本的话旧的只要几千美元,到了这里两万。我有孩子,还有孙子孙女。”

“你觉得奇怪?这样的经历在缅甸没什么奇怪。我们因为生活的缘故,走出国境,去越南,去泰国,去新加坡,去亚洲和之外的地方。我现在老了,于是回家了。信什么?我是穆斯林。瞧,你们已经到了。新机场多好。真主保佑你们。Zai Jian, Xie Xie。”

(终)

Measure
Measure
Summary | 1 Annotation
住家从窗户吊线取物,省去买报纸和日用品的上下楼。如此的习俗竟多年未变,只是现在便利了广告小贩。
2021/02/04 0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