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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木卡姆(第二种)

黎幺 2016-03-11 09:29:09

广场……无限的表演场所。 ——里尔克《第五首哀歌》 广场像一张巨大的白纸,召唤着群众的书写。恒定的领袖命题悬停在城楼前方,取缔了一台钟表的位置,表达着对于时间的反动。 20世纪末——那个巨型的黄昏,悠久的日落将广场染成一片火红。我们来了。我紧跟着父亲,一只手拽着他的衣襟,另一只手里攥着一只塑料喷水枪,透明的那种,能直接看清内部构造——一个早已干枯的童年的构造。在这个方舟遗迹般的地方,人人都有一种幸存者的肃穆。 我和父亲来自遥远的西部,一个在国家版图上与北京几乎对称的地方。我们坐了六天七夜的火车,父亲照顾我,每一餐伺候我吃榨菜和不同口味的泡面。我们被告知正向“内”行驶,这一笼统的、相对的方位表达,使我们更为了解自己:我们是边陲之民,我们从皮肤钻进内脏。 我和父亲,携带着个人以及少量的家族记忆,进入国民级事件的高发地区。我们太小了,只不过是宏大历史中的两段微观叙事,你看不到我们,就像你不可能透过飞机的舷窗,望见下界尘埃般的小屋里,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的母亲正专注地以手中的白色棉线——那线细得只与日芒相当——纫针。 我们身上有针眼,我们是那种能被穿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彼此牵连,来到首都,即使在那些明媚的日子,你也不会忘记,这里是拥有最多死者的国度之中最为显要的幽灵仓库——这样的仓库起初共有四座,后来递增为六座、七座或八座。 首都:城府所在,机密后厨——四肢与头脑的辩证令少壮售卖武力,老者烹调思想,这种阶级分工的堪舆学意义在广场可见一斑。广场像一副棋盘,布满看不见的方格,看似轻松随意,却是为规整队列而生。站在广场上,人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方位自觉和姿态自觉。这自然取决于观看,广场上的观看是一种比他处更为实质的观看。 北京的田野上多的是耕种中文的字农。在层层堆积的腐殖质上划出一条条犁沟,一些人种诗,一些人种契约。要找到第三种文体是困难的。我和父亲背着祖宗的典故,迟迟找不到下锄播种的地方。但正在这种逼于无奈的漫游中,我们掌握了描摹与测绘的技艺。 只有被包含在其内部,阅读一本天书才是可能的。我们不是作者,是飞掠而过的读者,既然没有可被收录的作物——曾经,父亲种下并且收获了我,但此刻他一筹莫展——我们便只好进入行走:这一去根的劳作中。 我们不宣誓,但我们坚持声称,以下内容是可信的。 广场处于社会主义的深水区。人们来到这里,凭借这一原理:排放流言便能上浮,吞食秘密则可下沉。所以,一个人想要在天安门——这个鸡形之国的城府——混迹下去,只需聆听,并且沉默。在这片心照不宣的海域,好斗的鱼群收起了獠牙,在庞然大物的遗骸中逡巡。 大致上,可以首先将广场想象成一艘船的甲板。土地在流动,浪头此起彼伏,像无数条高举的手臂。而正如我所杜撰的某个人所说:一切流动的都在流失。 甲板上的人都熟记大事年表,并能从中把握朝与朝、代与代的节奏感。但我们却总是忘掉现在。每一个人都盼着旗帜能够治愈自己的健忘,虽然没人看得懂上边的药方。人民从各地涌来,在这里搭起帐篷,过一种左右对称的穴居生活——实情是,但凡留下的都是混血儿,是杂交增产的成果,来自一项民族的错误修辞。 在北京,我们接受了一种难堪的公共命运,就像是一种反诗意的自我通假。用一个词形容这里的生态环境曾是贴切的:混沌。但是很快,秩序像一阵风吹过人们头顶,一切开始井井有条。不为别的,只因大家全都发觉,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便负有一项“重现”的使命。所以,这里是照相术的中心,是表情和符号的发祥地。从各个角度看,甲板和甲板上空的鸽子都能完美地嵌进各种尺寸的相框当中。 有时你感觉到,天安门需要一条真正的河流,需要褶皱和断层,需要高原和平原,需要矿脉和一种全新的地貌,它需要一些因它而得名的事物。强硬地,在地理意义上成为主宰,这一目的使得甲板成为漂浮物,君临于那些社会学命题之上,庞大、醒目,与自身不成比例。 我想,这条河流必定是紫色的,紫,是红得发黑的意思,它长在我们的身体上。我和父亲在河沿上来回走动,想要区分它的上游和下游,就像在搜寻一条大蟒的性器官(什么样的教育给了我们界定一切的癖好?这已经说不清了)。广场有它的隐私、它的小算盘,有与它的公共性和典范性完全对立的伦理。作为一架造雾机器的可见部分,它使尽浑身解数阻挠我们。其实,区分河段还有更为重要的功用:人们需要依据河的流向规划生活,他们需要知道,应该在哪里取水饮用,在哪里濯洗手足,在哪里经营水产,在哪里埋葬亲人。但弥天大雾小心地擦去了全部有可能成为答案的弯道、回流、飞瀑和被芦苇荡遮蔽的细弱的支流。 河有两条岸,海只有一边,河床小心翼翼地捧着一条蛇的液态身躯,围限着它纤细的体态,海却是一次单向的、无界的释放。每一片海都独当一面,被波浪开过刃的海水像一把巨大的水果刀,削平了以脚为界的另外半颗星球——广场本该是海,在这里,陆地是重复,是纯平面,是去了皮的残骸,广场上的人们担负了所有的动势,充当了全部的潮水和波涛。 搅水的怪和治水的王在浪头之间忽隐忽现,辨不出哪一个占了上风,有时竟看似合为一体,成了极不协调的拼接物。 仿佛深陷在沼泽地里的,形形色色的浮雕人物,给广场做了生动的注脚。广场惊人的融合能力,往往使得风马牛在斗争中被浇铸于一炉;广场的孤独和广场的情欲,在广场的拥挤和广场的空旷之间形成张力;广场的平坦是一个假象,在足印纷叠、车马杂沓的地面以下,有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向度,往往表现得像一条或数条沉静的巨鲸,隐约在地面上映出庞大无匹的阴影——作为一块瞽目的镜面,广场无法倒映天空,只皮影般地映现深处的黑暗。 据说,广场很可能是一座倒置的神殿的底部,神殿深入地底,建筑在一具龙骨之内。那条巨龙曾经——当世上只有一块土地的时候——背着一整块瞳孔般的大陆在海的眼白中漂流,像一杆覆满了逆鳞的火炮,朝着那片名为远方的布满了幻觉的廖廓地带发射大大小小的岛屿。它始终无法命中自己的忧郁,却让世界碎成了一片瓦砾。 父亲根据道听途说和自己并不系统的观测结果画出了广场地下部分的结构图。大体上,主殿与侧殿共同构成了一个四足方鼎,被一座化石园林紧裹着,倒着生长的芭蕉和棕榈树遮蔽了穹顶。但我们只看到大体而已,内部构造则付之阙如,看不出任何模块及组件。广场,乃至它所辐射的整个国土是一只巨型黑箱,仅有轮廓,浑然一体,不具有任何可拆析性,我们只能将之视为一个无机能的容器。 (父亲的手绘,即使在最严谨、完善的条件下,也仅仅是写意而已,与最为简略的工业图纸也无法相提并论。但正是这张略胜于空白的草图,指引着我与父亲分手后近乎盲目的行程。) 那种一次性的交情、朦胧的亲密感和敌对感在广场沉浮,但这些都不是广场的内容,广场抵抗和排除它的内容。广场是已知的最为敞开和最为密封的物体,像死者圆瞪的眼睛。它的反义词和近义词是同一个:舞台——真诚的虚假与虚假的真诚。 我和父亲有时也会谈论这一类严肃的话题——严肃的话题通常是矛盾的和离谱的,那时的我们过分平等,以至于有些令人生气。甚至可能令广场生气,从形式上,广场支持平等,但那仅仅是一种作为下限的鞋底的平等,相互平视是广场所不能容忍的。这可能就是我与父亲选择在广场分道扬镳的原因,他将前往露营地和野炊场,我则像一条被砍下来的支流——新时代的伐木工在这里砍伐自然伸出的手臂——独个儿进行自我的蜿蜒。 当然了,我们是一对普通的父子,我们的故事具有普遍性。 失去父亲之后,我远离了源头,弃绝了流动。 我合拢眼帘:为了让自己成为夜晚,为了再次被生育。我的唇间抿着地平线,我的牙齿——西部的群山——上面沾满了残阳的粉末。我躺在虚无的床上,从名为太空的大洞中孵化新的天穹,银河在我身侧流淌,燃烧的恒星在滑行中悄然死去,变成一种黯淡无光的矿物。 在无限的桌面上,广场是我打出的最后一张扑克牌,摊开在黑蓝的桌布上——一个精纯的蓝色平面, 掺进了表示深邃的黑。终于,在一阵颤栗之后,我的灵魂像一只蚌壳,吐出了一轮疲弱的月亮—— 像一颗湿淋淋的鱼目在细白的云滩上翻滚。 我躺着,背靠我的大陆。这月下的鸡形之国,像一块晃动的水银,被月光泡软的夜在其中无声地流淌、荡漾,如同一本融化的老相册,被冻结在灰色背景上的逝者纷纷从中挣脱出来,活动僵硬的肢体和表情。几个好奇的亡灵围绕着我,像围绕着一堆篝火。她们不与我接触,只需用露水般的眼睛投来一撇,就能吸取我精魂的热量——在广场上,人与人从不相遇,我能够遇上的,只有鬼魂——鬼魂,不存在的存在,我愿意称它们为已故的母亲、来世的妻子和失散的姐妹。这些广场的原住民苍白,寡言少语,吃子弹就像吃一种助眠的药片。仿佛火的责任被转嫁于水,她们的形象全都是女人,在往后的旅程中将始终陪伴着我,作为我的阴性的父亲。 天安门悄悄地翻了个身。在广场的背面,一个底片般的地方,庞大的人群在我周遭走过,伴随着时光流逝的呼啸声,如同向城堡逼近的勃南森林。我像一颗疾流中的石子,被摇撼,松动,终于起身离开。他们个个走得飞快,没有人等待,很快只剩下杂乱的脚印。 我走进了一条无比漫长的甬道,祖先就像落叶,在路面层层堆积。前方尽是处女地,我的茫然笼罩着它们,随着我的每一步前行,都会有新的处所被惊奇的目光创造出来。方向和目标都失去意义,左脚和右脚的交替,仿佛只为了合二为一——在这个闭环运动当中,自我是极端的远方,位于终点的下一站。 我写作,是为了与自己的幽灵对话,我需要在字的新陈代谢中完成让自己长高的任务。在我的皮肤内外,世界献祭于两种虚无:大写的宇宙——手握无限的神灵——用天空作碗,饮用大海;我,一粒存活于尘埃之上的尘埃,以思想——人最初与最后的行动,掘取细胞内部的黑暗。 甬道从坡底钻出地面,头顶的樟树像泰坦一样高耸着,连树根也高过我的头顶。山鬼们挂着露珠串成的项链,弹拨用影子做琴身光线做琴弦的琵琶,制造一些与他们自身同样不存在的幻象来迷惑我。前方是一片稀疏的林地,藏不下像样的兽类,只有白蚁在树皮和石缝里出没。出了树林,两条象牙般的白色公路一路上扬挑起了天空,在路的最高点,晨曦初现,好像有一条滚烫的赤金之河在天边流淌。夜已离开。它孤独的儿子枭像一把锁,守住横在我头顶的一根细弱的枝条,它的眼珠在转,头也在转,想要看遍所有过往行人。它熟知他们中的每一个,精确地观测到巨人们怎样在轮回的损耗中渐渐矮小。 他们经过我,肩头的汗水有珍珠的光泽。我从他们以及我自己的被动中,认识了土地的机械性。我们的动力装置外在于我们,不由我们支配,它的巨大的附件从内核开始,穿过外核与地幔,由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齿轮、传动杆、履带与螺钿组成。我们是它的可见部分,以腿脚连接命运。第三世界的冥府正处于紧锣密鼓的大生产时代,在全新的规划蓝图中,新兴的工业园区围绕着地狱的骨髓——岩浆——星罗棋布,拘魂和施刑的木牛流马驼着阴司——一种行踪诡秘的噩梦机器——像铁铸的节肢动物不知疲倦地啃啮旧风光、分泌新地貌。 不再能够记住那些面容,仿佛他们在远处,再一次远离我,仿佛镜子发生泄漏。他们的形象像一串水银从我的额头滴落。 两条如此相像的路,分别通往烟花场和流放地。我没有向导,也缺少猎人的本能,不懂得趋利避害,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目标。彻底的无助使我敏感而轻盈,那轻不是对于我的削减,那削减更为本质,连重也是轻了。所以我并不会因此飞行,只是无法感知土地的坚实,我知道,这是一个只有幽灵才有的苦楚:我的身体和精神被一分为二,它们一左一右、兀自上路,撕裂了肉身的中庸。我感觉到大地的汹涌,了解到建筑与雕塑远胜于人的疯狂:风暴是空间的内心活动,广场是不动声色的风暴。 成为自己所呼吸的东西,成为非存在,这是诗人的光合作用——将庞然的天体浓缩在果核里,揭开天空就像摘下一片树叶。但我的头颅仍然是开光失败的道具,仍然近似于你们,缺少对非自然的庄严、崇高,对大而无当的反动力量。 我赶上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施工队伍。在这块强调方正与平直的国土,处处盛行这种大规模的立体写作。以标准模具铸造笔划,再用悬吊设备装配字眼——人们热衷于构造巨大,用于安置自己的渺小。 由铁皮、橡胶、血肉和布料绞成的新流质,在汉字的犁沟之中流溢,用于润滑这座夜用的城市。 父亲曾指出,至少有两个北京存在,一座迷宫和一片废墟。结论由这一观点推出:生活,就是在自己的棺材沿儿上行走。自我游历并自我埋葬,不将手贸然伸向他人,这是一种至高的环保主义。上海又不一样,鬼魂们普遍反映,上海是一座玻璃制作的城市,并告诫我们不要失手打碎它。一到了晚间,我的北京和上海就变作两部庞大的渔船,彻夜作业,捕捞星辰。日落时温度低于燃点,下班的人流——一条发出体臭的内河,一种亟需睡眠的灰色能源——被分类回收,排列成一种错落有致的节能矩阵,以被褥蓄热、用鼾声发电。一道道鼻息逸出窗外,汇聚成风,鼓着梦的马达去世界屋脊的背鳍上走过一遭,在莫高窟的髋骨处转身返回时,尾梢扫到了些许大月氏血祭的腥气。 广场就是心无所住的住。我已经走出世界,但从未离开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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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定的领袖命题悬停在城楼前方,取缔了一台钟表的位置,表达着对于时间的反动。
2021/01/26 06:07
一个在国家版图上与北京几乎对称的地方。
2021/01/26 06:07
(什么样的教育给了我们界定一切的癖好?这已经说不清了)
2021/01/26 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