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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可避免剧变了,我们都要设法活下去 | 自由微信 | FreeWe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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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思聪 邹思聪

本文首发于Initium Media

1

大概是三年前,查建英的《弄潮儿》被牛津出版社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大受非虚构爱好者欢迎。所以今年,她那本九十年代的旧作《中国波普》(China Pop)也被翻译成中文,同样在牛津出版。此前许多年,内地出版社想以删节版的方式出版此书,都被查建英一口回绝了。

我对《中国波普》第一章的某段话印象尤为深刻。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那批去美国留学,并且长期从事双语写作的作家,查建英到底如何——我都不太想说是“定义”——审视和感受自己的身份、目标读者与中国写作本身?

查建英说,她的认同感是双重的,对太平洋两岸不同的人和文化理念,都同样心怀敬重与忠诚,“每当有人问我,我究竟是如何定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文化立场,我的回答往往是:我一只脚搁在中国,一只脚搁在美国,脑袋则搁在中美之间的某个地方,兴许是香港。”

她应该熟知香港的变化。读这本书时,我老想起《弄潮儿》刚在香港出版那年。当时还在浸会大学念新闻学硕士的许冰清迅速买来了,我们一起吃糖水时,她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本书——牛津的书都是封面特别精致的,她捧着那本书,擦拭抚摸,如同信徒捧着圣经一般。我借过来翻阅,第一篇就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篇《国家的敌人》,写的是查建英的哥哥,我之前已经反复读过。

除了国家的敌人,查建英紧接着写了国家的仆人。写的是文化部长王蒙,查建英年轻时候的朋友。这大概是那本书写得最好的两篇文章,我前后读过许多遍。几年来,当记者,写别人、事件和观点,我逐渐认同一切写作都是自传,人只有写自己的时候才是写得最好的,连查建英也不例外。

那天,我和许冰清还一起在港大参加一个seminar,北大新传的徐泓院长,她的学生、当时《博客天下》的总编助理、新媒体“咋整”创始人陈鸣也来了。我们马上要毕业的几个学生,跟学界和业界前辈请教如何写报道,如何看待中国新闻业,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写文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片段,只记得当时是快要毕业了,我们聊起未来的打算。许冰清坚定地说自己要回上海,我说我应该会留在香港工作吧。

她当时对我说,“BAT大有前景。”

这句话我当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这几年就老想起这句话。正如后来我刚去北京时,我的编剧朋友张高兴就对我说,“在北京没有钱,就很没有安全感”,我是一年之后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后来留在香港,许冰清也回了上海,几年来我们居然再也没见过一次,逐渐成了朋友圈和微信对话框里的网友。我入职香港《亚洲周刊》,离职,去了端传媒,又离职,去了北京,再离职,最终回来,做起了口述史。我也看着她去了好奇心日报,离职,后来又回去,继续在好奇心日报做主笔,前段时间又再离职,说要休息一段时间……

这几年,目睹国内其他媒体纷纷衰落,好奇心日报、品玩、虎嗅、36氪、钛媒体等泛科技类媒体都越做越大,融的钱也越来越多,我开始觉得她当时的眼光确实很准,比那时候我见过的许多媒体总编、资深记者的眼光都要准。四年下来,在内地还能做的报道,还能产生一点行业影响力的,差不多就是这一块儿了。

我突然意识到,那一天的其他老师呢?

陈鸣是因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的种种事情,愤而离开南周的。彼时在《博客天下》,他又将“咋整”做得风生水起,不久后,他彻底进入商业社会,开始了连续创业与VC合伙人之路。在北京,有一段时间我和鸣哥做过同事,因为不同组,从没有深聊。只知道我从那家公司离职后不久,他也离职,休息了一阵,又继续开始新的折腾。

徐泓院长从北大新传退休后,在北大深圳校区继续开办财经新闻系。当日邀请徐泓老师来港大的钱钢老师,也受邀去给财经新闻系的学生讲新闻史。钱老师后来说,财经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不能理解,自己想学的是财经新闻,为何要去追索当代历史?

直到后来,许多学生对父母生日的报纸及背后的历史,终于开始产生兴趣——看清自己所处的历史坐标,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太重要了。

钱钢老师仍然在港大做研究和教学,眼看着都已经到2017——2018级的学生了。而筚路蓝缕、建立港大新闻学院的陈婉莹院长,已经退休了。陈院长退休的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端传媒的办公室工作,不由得感到某种情结和价值的彻底终结。曾经在我们学生中流传的一句话是,“院长是不会退休的”。

作为一个制度主义者,我仍然觉得,不同的人在制度之中,是绝对不一样的。有些人和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所以我至今看到陈院长,仍然会紧张。前几天在港大校园里看到她,我跟她打招呼,聊起天来,她照例把我批评了一番,我红着脸点头。

那时候我突然又想起陈院长以前老对我说的,“你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你要从书本到实践,再到书本”,“香港太小啦,你要去缅甸,去马来西亚,去全世界啊!”其实这几年,我都深刻地背负着这些批评,也自认为尽量没太辜负这几句教诲。只是我确实走得很慢,也很挣扎。

那天相遇的最后,她笑着对我说,“你倒是越长越年轻了嘛!”我哈哈一笑,心想自己不像院长老挂在嘴边的张洁平、张倩烨,这大概是院长对我唯一的夸奖了吧。

2

查建英的《弄潮儿》出版前后,许知远的新书《抗争者》在香港和台湾都出版了。同样的,在那本书没出版以前,大部分文章我也都读过了——

许知远在FT中文网的专栏,我以前每期都会看。值得一提的是,他每一篇文章唯一让我不适的,就是文末必有的“……” 我觉得省略号每每让整篇文章显得拖泥带水,真正有腔调的是文末的句号。

那时候,许知远写今年7月去世的刘先生,题目是“受困的黑马”;写当年他亲睹、跟随、交流和学习的北大三杰——余杰、孔庆东、摩罗的事情,那应该是我见过的写这几个人恩怨变迁最好的文章。这可能也印证了我那句论断,最好的文章全是自传;

他还写了“温柔的流亡者”王先生,王先生本来在Facebook上转发过这篇文章,表示“许知远写我的文笔,比我本人更温柔”。但令人奇怪的是,后来王先生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又批评了许知远,大意是“我本来以为他会写得很客观,结果他写成了文艺青年的抒情”……这让我一直不得其解。

可以看到,在那本书中,许知远不只写大陆,也写台湾的抗争者,还写香港的抗争者,乃至于其他国家的抗争者……他自己本人,也站上过抗争最前线的土地——写那些在现实抗争中并不知名的“小人物”。

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到,他的文章中有从未停止流露的一种东西,就是对自我的不断审视,并且无休止地谴责自己。或许是因为他的这些朋友,采访对象,许多都遭遇了相当不幸的打压,从精神到肉体——我已经记不清原话了,他大概是说,自己因为不想基本的生活自由受到干扰,不想被跟踪、骚扰和威胁,所以他不敢再进一步。

当许知远直面自己的软弱时,对比他那些勇敢而不合时宜的聊天谈话对象,他没有自得于能自如游走于暧昧的边缘地带,也没有“隐微写作”、“打擦边球”的智力优越感,而是对自己的懦弱,感到无比羞愧与自责。但他也确实做不到更进一步。

即便如此,和所有在上个时代获得名声与价值的知识分子、作家一样,许知远的作品在这几年遭遇过风声鹤唳的封禁。2014年深秋,我还在《亚洲周刊》做记者,那天我到处打国内书店和出版商的电话,询问余英时、许知远、梁文道、九把刀等人的书是不是都下架了。

后来我在端传媒工作时,许知远是专栏作家。我编过一篇许知远的专栏,他也提到了这件事,其中这么写道:

电话响起,我的朋友说,你上了被查禁作家的名单……接下的几天,我收到了各式的电话、邮件,它们有的来自朋友,有的来是记者,他们问我被禁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得到了相关的通知,我对此又有何感受?

这些询问让我哭笑不得,与他们一样,我也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这一消息的。从没有官方的版本确认或是否认这一消息,更没有审查部门的某个具体文件、个人或是电话来通知我。

但你又知道这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

……

……

在那篇专栏里,许知远照例剖析并谴责自己,文章最末,许知远写道,“我为自己的胆怯感到屈辱与羞愧。我第一次开始尝试写日记,记录下内心的分裂,期待书写能平抚它……”

与最早作为读者阅读他的文章一样,每次编他的文章时,我同样非常感慨,这个人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改变。他的文章里那种自我谴责,对自己懦弱的剖析,非常真诚,非常罕见。和他拿腔拿调的,欧化译文般的,相当自恋的文笔形成一种奇怪的张力。而且他不要稿费,总是都让我把稿费打给我的总编张洁平,这让我们也相当尴尬。

我于是不由得想起读大学那阵子,我们在学校里办独立杂志,非常自得于作为学生,我们可以屡次采访大咖——有一次,熊培云、许知远、梁文道同时出席成都西西弗的活动,出版方配合当时上映的电影,起了个“云知道”的名字做宣传。

熊培云非常谦逊,梁文道特别友善,只有许知远,对我们这帮人,可以说是不屑一顾。

我们杂志的传统是,每次采访都让采访对象写一句话给我们。熊培云写的是祝福学生的话,而梁文道写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知道那是为什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幸听到钱穆的演讲,这是钱穆告诉他的话。

知道许知远写的是什么吗?我当时惴惴不安地把那个笔记本递给他,他一开始是不屑,随后他用很潦草的笔记写道:“不要寻找愚蠢的他人意见。”

那句话我琢磨许久,不是他人的愚蠢意见,是愚蠢的他人意见。我后来和当时杂志的主编讨论,这句话别有深意,在他眼中,他人意见都是愚蠢的。

因为有大学时代他那不屑一顾的一面之缘,到后来,我一直对许知远都有种不可接近感,即便成为他的专栏编辑以后,我仍然如此。但去年我在北京时,没想到他居然会发微信,想我去谈一谈,能否去《单读》做编辑。

但当时我已经加入另外一个VC,和陈鸣做了同事。我说是想去资本圈长长见识,好让我以后有写作素材。但同时,也是因为时代剧变,我不得不在其中,变换各种姿势,闪转腾挪,避免被碾压致死罢了。

后来有段时间,我辞了职,在北京过上(不)自由撰稿人的生活,经常去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读书写文章。私底下,我会常怀遗憾。要是我去了会怎么样呢?我是《单读》(之前的《单向街》)八年的读者了,离开北京时,我还带了《单读》当时最新的一本《世界的水手》。在这个时代能够经常和那些热爱文学的人打交道,应该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

而每当那时候,我一般会刻意想想《单读》的编辑对我吐槽过的许知远,并用伍迪·艾伦的话安慰自己,“我唯一后悔的事情,就是无法成为别人。”

3

因为总在折腾,因此我理解他人,也老先审视自己的选择与挣扎。这样我去看待别人,会觉得许多事情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好像必须如此。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到今天,韩寒去拍电影好几年了,独唱团已如同上个世纪的事情,“一个就够了”的ONE,也开始做起了非虚构实验室,总监是上个时代大名鼎鼎的李海鹏——现在他已经几乎不写文章了。批判韩寒是“庸众的胜利”的许知远,我猜他想不到,他所鄙视的“庸众”,这么快就一溃千里——

他现在会不会像茨威格一样,终于开始怀念昨日的世界?看《十三邀》这档节目时,我总感觉这是他与这些时代弄潮儿的困惑对撞,又是他勉力维持的某种难堪的幻象。

罗辑思维早已妇孺皆知了,我的朋友圈里仍然有前个时代的“遗老遗少”在喋喋不休,说罗振宇的许多节目,不过是拾当年“辉格”的牙慧。问题是,这个时代的人会问,辉格?他是谁?

可能还有一些辉格的老粉丝,比如说大象公会的“魔鬼教官”黄章晋,他在新媒体时代做出了不错的转型,还在用大象公会的平台,为辉格摇旗呐喊,但效果相当不佳。罗永浩可能还会在锤子手机的发布会上,说黄章晋是他的偶像,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但锤子手机这个时代的关注者,他们会问黄章晋是谁啊?魅族的总裁不应该叫黄章才对吗?

所以我这样笨拙的人尚且明白的事情,许知远他们怎么不明白:时代真的变了。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变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变的?

我昨晚睡前想这个问题的时候,突然觉得,大概就是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变的吧。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韩寒被认为是“代笔”了,新年献词事件出来了,要舆论斗争的决定做出来了,微博原来的捧大V模式彻底毁灭了,微博赴美上市、决定全面娱乐化了,微信公号的第一个十万粉公号出现了,微信十条出来了,南方报业的所有报纸都衰落了,上海报业突然异军突起了,知识付费兴起了,IP兴起了,Papi酱火了,被罗振宇投资炒作后、又不那么火了,被人民日报批判了,VR兴起了,VR寒冬了,风口来了,资本寒冬了,生态化反了,老板又跑了,网络安全法草案公示了、人大通过了、正式实施了,一大批娱乐账号被关了,同性恋、婚外情不能写了,综艺节目里那些染发艺人的头上都马赛克了……

在所有人们睡觉的时候,这些变化都发生了。到反应过来时,给人的直接感觉是,这世界就是一颗洋葱,正在被一层层剥掉,旁边长出来的一些东西,在公共媒体上,有的人叫好,有的人鄙视,有的人迅速收获名利,有的人陨落般荡殆无踪。

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在玩一盘Hard模式的沙盘游戏,完全没时间和精力,还像八十年代那样去感慨,“为何人生的路越走越窄?”,而只能变换自己的姿势、更新自己的大脑、改变自己习惯的说话方式,马不停蹄向前。

罗振宇、马东在一个新时代崛起,许知远努力保持着自己固执的拿腔拿调,但他们和所有人一样都逃不开时代,不得不变换各种姿势,在北京闪转腾挪:

马东和罗振宇离开央视,一个策划了奇葩说,一个开发了逻辑思维和得到,许知远居然也做起来网络视频节目《十三邀》,他的老朋友梁文道则从《开卷八分钟》做到了《一千零一夜》,还是介绍书,只是从传统媒体跳到了互联网平台——但真正被人关注的读书文化偶像不再是他,而是曾经的民谣音乐人高晓松。

我知道大象公会的黄章晋也想做视频很久了,拖延症许久,直到最近刘大可的“混乱博物馆”才做起来……徐达内前两天在朋友圈,还发了个关于《媒体札记》的回忆,但离我们这代人每天看《媒体札记》的时代,已经过去四年了;媒体札记命途多变,辗转之下,变成了“媒记”,和那个“亦庄亦谐”、每日记录评析最热新闻事件的知名专栏,早已天壤之别,而只是变成了“新榜”的副产品……

清晰的图景已经展开了:活跃在上个时代的那些人,有的转身,有的闭嘴,有的进去,有的死掉,有的离开;当然,有的随风起舞,有的兜售繁荣,有的计划经济,有的共产主义。

但这样分野清晰的巨流河,居然会给人一种错觉,1920年代的爵士美国和1930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是不是在这个时代合体了,以至于这番奇异的清晰景象,根本就无法清晰优美地描述。

但重点是所有人都得继续活下去,想方设法地活下去。

是的,所有人都得想法设法活下去,包括在上个时代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在这个时代要继续活着,也一定有生怕被时代挤掉的危机感。弄潮儿永远惧怕的,是自己不再弄潮。

但我身边更年轻的朋友不是这样。

曾经写下《国家就在你脚下》的元淦恭不是这样,我目睹他这些年,欣喜他愤而告别歧途、回归金融街,又前往BAT,终于年薪百万,也唏嘘他这些年的细微变化与深深失落。

曾经在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开办“非虚构写作”公号的卓星不是这样,他喜欢特稿、热爱写作,从《财新》到《人物》,辗转新媒体和金融机构,最终回归体制,走上正道,却依然长久地为写不出稿而抑郁。

大学期间卧底富士康、屡获南都新闻奖的刘志毅不是这样,他从清华研究生毕业后入职南方周末,目前在炙手可热的今日头条,负责数据实验室,却在我们一次喝酒后说最喜欢的工作,仍然是做特稿和调查记者,但这一行已经没人了,“只能说生不逢时吧”。

我和许冰清也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引为同道的一帮人,一开始是想效仿前人,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能够做接受过更好训练的记录者。那时候她抚摸擦拭的《弄潮儿》那本书,今天看起来,除了国家的敌人更多了,国家的仆人被淘汰了,其中提到的那些改变中国的“好大亨”,政经地位也讳莫如深,未来难以预料。

今年在香港出版的这本《中国波普》,最有价值的是那些九十年代叙事,而其中某些微妙的美好期盼,看起来更大程度上是失效了。形形色色的“弄潮儿”是这个时代的短暂主角,但《弄潮儿》绝对不再可能是图书出版业的主角,哪怕是在香港。

前不久,批判许知远的那篇爆款文章说,许知远不懂90后。其实我和我的这些朋友,都是90后,更是后89一代,在查建英笔下那个“提高了的物质水平”、“文化政治方面有所松动”、“消解了的旧有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局面”、“生长了的市民社会,拓展了的个人自由和流动上升空间”的时代中成长起来,只是我们更迅速地衰老、失却少年感而已。

那个写文章批判许知远的90后,可能是更年轻的95后吧。只是当他/她不必再使用许多宏大抽象的词汇认识世界,不再引用齐泽克等人以后,可能会更明白一些,在时代剧变下,90后没什么特殊的,95后没什么特殊的,00后也没什么特殊的。

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我在旅途中,给前总编张洁平写了一张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写道:

“这些年回想起来不过三四年,但总觉得漫长如永恒,我们在其中坚持也改变,相信和怀疑,实现与挣扎……不知你如何,我真的苍老和成熟许多。”

就是这样,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们获得了符合时代价值的成功,对于更多人来说,没有胜利可言。但对更大的剧变时代来说,弄潮儿与消逝者都并不特殊,能活着就已是一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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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突然又想起陈院长以前老对我说的,“你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你要从书本到实践,再到书本”,“香港太小啦,你要去缅甸,去马来西亚,去全世界啊!”其实这几年,我都深刻地背负着这些批评,也自认为尽量没太辜负这几句教诲。只是我确实走得很慢,也很挣扎。
2021/02/02 07:34
我觉得省略号每每让整篇文章显得拖泥带水,真正有腔调的是文末的句号。
2021/02/02 07:34
与最早作为读者阅读他的文章一样,每次编他的文章时,我同样非常感慨,这个人这么多年,都没有太大改变。他的文章里那种自我谴责,对自己懦弱的剖析,非常真诚,非常罕见。和他拿腔拿调的,欧化译文般的,相当自恋的文笔形成一种奇怪的张力。而且他不要稿费,总是都让我把稿费打给我的总编张洁平,这让我们也相当尴尬。
2021/02/02 07:35
想我去谈一谈,能否去《单读》做编辑。
2021/02/02 07:35
经常去朝阳大悦城的单向空间读书写文章。私底下,我会常怀遗憾。要是我去了会怎么样呢?我是《单读》(之前的《单向街》)八年的读者了,离开北京时,我还带了《单读》当时最新的一本《世界的水手》。在这个时代能够经常和那些热爱文学的人打交道,应该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事情了吧。
2021/02/02 07:35
在我们读书那些年,谁会理会罗振宇是谁,马东是谁呢?最受媒体关注、得到追捧的,即便不是许知远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许知远当年批判的人,因为“庸众的胜利”而捧起来的韩寒。
2021/02/02 07:36